1973年北京饭店建到14层，危及中南海安全，汪东兴细心及时发觉

在1973年，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地位，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，国际交往逐渐增多。北京，作为国家的首都，在这一时期迎来了大量的外国访客。随之而来的是对宾馆设施的巨大需求，现有的宾馆设施已不足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外宾接待任务。于是，北京饭店提出了扩建的需求，希望能适应更多的外事活动。

北京饭店的扩建计划很快得到了政府的重视。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注此事，并指派张镈，一位资深的建筑学家，负责东楼的设计工作。张镈接到任务后，怀着将北京饭店打造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的愿望，设计了多达20套不同的方案。他的设计理念是希望通过建筑本身，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文化魅力。

在周总理的指导下，最终选择了张镈的第20号方案进行实施，这一方案突出了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，与原有的法国古典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。然而，这一方案最初设计的高度是14层，高度50米，这在当时看来是对北京市中心宝贵土地资源的一种浪费。

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审视了模型后，提出了增加建筑高度的建议。李先念认为，在土地资源紧张的北京市中心，应当充分利用土地，尽可能增加建筑的高度，以容纳更多的功能和客房。

一些年轻的建筑师们对张镈原先的设计方案提出了质疑，认为其过于保守，不能满足现代化的需求。在李先念的支持下，他们设计出了一套全新的高层方案。这导致了原方案的彻底推翻，张镈虽然尝试解释和维护自己的设计理念，但在当时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，他的传统观念并未被年轻一代所接受。

张镈还曾指出，按照北京市的规划政策，天安门附近不允许修建高层建筑，这可能会对中南海的安全构成威胁。然而，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氛围中，这一声音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。最终，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和调整，李先念批准了新的高层方案，北京饭店东楼的最终高度定为100.25米。

1973年春，北京饭店的扩建工程正式开工。这项工程由北京市建工局局长伍子玉亲自监督，工人们满怀为祖国建设的热情，日夜加班推进工程进度。到了国庆节后，建筑已经顺利完成了14层的施工。然而，就在这时，张镈突然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关乎到建筑的安全性和设计的合理性，他急忙向上级报告，这导致了工程的暂停和方案的再次审查。

周总理对这一问题极为重视，立刻召集了紧急会议，指示必须立即处理北京饭店的施工问题。他派出政委杨德中前往现场，了解情况并传达中央的严正关切。

杨德中到达施工现场时，传达了总理的指示，即施工必须考虑到对中南海的视线影响。他和张镈以及项目团队进行了详细的讨论，试图找到一个既符合安全需求又经济可行的解决方案。

在会议中，团队考虑了多种方案，包括调整楼层高度和重新设计部分建筑结构。专家们提出了将一些功能区域的位置下调，以减少对中南海的视线干扰，但这些提案都需要重新评估建筑的整体设计和功能。

张镈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，建议将接待厅和宴会厅等主要公共区域的位置限制在较低的楼层，并将更高楼层的使用进行严格控制。这一方案既考虑了建筑功能的需要，又尽量减少了对中南海的视线冲击。

经过一系列激烈的讨论和评估，最终确定了一个改造方案。这一方案不仅满足了安全的需求，还考虑到了经济和功能的合理性。尽管过程中遇到了诸多挑战，项目团队还是成功地调整了设计，确保了北京饭店改造的顺利进行，同时也保护了国家领导人的安全与隐私。

1974年，经过几年的精心设计与改建，北京饭店的新面貌终于揭开帷幕。在张镈的主导下，新东楼的改建不仅增加了建筑的功能性，更通过设计上的巧妙调整，与周围的历史环境融为一体。新东楼的外立面去除了原有的法式窗户，改为盲窗设计，既保证了安全隐私，也符合了总理的要求。而顶层的小斜坡屋顶，不仅解决了排水问题，还防止了人们随意上屋顶，保护了建筑的安全。

时间回溯到改建计划的初期，1970年凌晨的一次会议上，张镈和周恩来总理深入讨论了新东楼的设计问题。张镈提出，新东楼的一些设计需要修改以适应新的功能要求和审美观念。尤其是他关注到居民对新楼的美观性和经济问题的反馈。总理在听取了建议后，决定不再向公众开放楼层以上的部分房间，并要求张镈重新思考西向窗户的设计。

这次会谈直至深夜仍在继续，凌晨2点45分，三人握手告别，周恩来总理叮嘱他们好好休息，准备后续的设计工作。几天后，张镈带着修改后的设计方案返回人民大会堂。总理对于这些调整非常满意，特别是对西华门的屏风楼设计表示极大的肯定。

1971年11月4日，周恩来总理与张镈一行人登上了不对外开放的西华门城楼，从这个角度，他们能够完整地审视整个饭店的布局。站在城楼上，张镈指出，新东楼的一些房间能够直接望到敏感的中南海，这是设计上的重大疏忽。总理点头认可后，决定在西华门西侧增建屏风楼，用以阻挡视线，同时要求所有向西的窗户设计成盲窗，以配合故宫的古典风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