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2年苏联解体后，叶利钦首次以俄罗斯身份访问美国。他在白宫前刚讲了一句话，一旁的克林顿就“噗”地笑出了声，笑得弯腰扶腿，眼泪都流了出来。

在20世纪末，世界见证了一场重大的地缘政治变革， 苏联的解体。这个过程不只是地图上的一次边界重绘，更是数千万人生活的彻底颠覆。1991年12月，苏联红旗在克里姆林宫最后一次降下，一个曾经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大国宣告结束。

苏联解体后，俄罗斯的经济面临剧烈的下滑。19世纪90年代初，俄罗斯GDP从1991年的7575亿美元下降至1996年仅剩的3900亿美元。这一经济衰退的直接影响是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大幅下降，分别减少了64.5%和60.4%。卢布的贬值和通货膨胀加剧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困难。若以购买力来衡量，1992年俄罗斯人的平均工资仅能购买172公斤土豆，相比1988年的1250公斤大幅减少。

在社会层面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面临失业、贫困和犯罪率上升的严峻挑战。1994年，失业人数激增至600万，贫困线以下的人口飙升至2500万，占总人口的17%。社会保障体系的崩溃使得曾经受到保护的公民面临无所适从的困境。街头的流浪汉和乞丐人数急剧增加，一些地区的治安情况急转直下。

此外，苏联解体还引发了社会价值观的混乱。西方的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思潮迅速渗透，伴随着道德观念的急速退化。1990年至1998年，俄罗斯的刑事案件数量从1.43万起激增至2.3万起，大型犯罪团伙数量激增至8000多个。这一时期，吸毒和艾滋病感染者数量也显著上升。

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打击加剧了人民的不满和绝望。在叶利钦的领导下，俄罗斯经历了人口的连续下降和生活质量的恶化。从1990年的69.2岁到2001年，平均寿命下降至65.3岁。这一时期俄罗斯，人们的生活不仅在物质上遭受重创，精神和文化层面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1992年叶利钦访问美国并在克林顿面前发表演讲时的场景显得尤为刺眼。

时间回溯到1989年，叶利钦在美国访问期间，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承诺，只要他能推动苏联的解体，美国将提供经济援助。叶利钦带着这个承诺回到了苏联。他认为，苏联作为能源大国，加上其强大的工业基础和较少的人口，依靠美国的经济援助，很快就能实现国家的繁荣。

叶利钦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了苏联。他认为全盘西化的改革是唯一的出路，便开始推行休克疗法和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政策。这种快速的经济转型策略很快显示出了其副作用。国有资产的迅速私有化引发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经济寡头的产生。俄罗斯的经济陷入了混乱，大量的社会问题接踵而至。

在经济几乎崩溃的边缘，叶利钦期望西方国家能履行他们的承诺，提供必要的援助。然而，西方的援助条件远比叶利钦预想的要苛刻得多，其中不乏对俄罗斯主权的侵犯，如要求俄罗斯销毁其杀伤性武器。援助也并非如叶利钦所期望的那样一次性到位，而是像挤牙膏一样，一点点地提供。

叶利钦逐渐意识到，他在西方的战略棋盘上不过是一个棋子。西方的目标不仅是俄罗斯的经济援助，更是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综合国力。

苏联解体后，原苏联加盟国中的乌克兰、格鲁吉亚、亚美尼亚等国家，也经历了从政治动荡到经济崩溃的痛苦过程。乌克兰曾被誉为“欧洲的粮仓”，却在苏联解体后陷入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。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也面临领土争议和持续的冲突。

西方的双标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无遗。苏联刚解体时，西方媒体大肆宣扬俄罗斯将迈向自由民主，但不久后便将俄罗斯标榜为专制的帝国主义国家。

1993年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，俄罗斯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居民对私有化持否定态度。

美国宣扬自由民主的同时，其背后的真实动机和所采取的行动，却在国际关系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质疑。

首先，通过历史角度观察美国的外交行动，可以看到一个模式：在名义上推广自由民主，实则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介入他国事务。这种做法在南联盟、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尤为明显。美国在宣称支持这些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同时，其实质行动往往导致了战争和破坏。

以伊拉克为例，该国在美国的军事干预后，社会结构遭受重创，许多城市如摩苏尔变成废墟。2018年6月16日，当时的美国影星安吉丽娜·朱莉访问摩苏尔，站在满目疮痍的城市废墟前，她的发言尤显讽刺。朱莉声称虽然当地居民失去了一切，但他们获得了自由。

事实上，被美军“解放”的国家多数没有因为外来干预而真正实现政治稳定或社会繁荣。反观历史，这些国家的遭遇与百年前的中国颇有类似之处。那时的中国经历了外来势力的侵略，导致国家积贫积弱，人民遭受极大苦难。

现代国际关系中的这一模式，引起了国内外对于西方自由民主真实意图的疑虑。特别是对于那些曾经或正在经历外部干预的国家和地区，他们更倾向于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进和完善自己的政治体制，而非依赖于外来的强加模式。